访谈 | 王立:图书馆人要成为跨文明交流的使者

2017-08-25阅读

  

  

  王立,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研究馆员,其父是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作家王佐良先生。1983年王立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后赴美获西肯塔基大学人文学科硕士、爱荷华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宗教学博士学位。曾兼任布朗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艺术史系硕士生导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外高级研究员等。除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爱荷华大学、布朗大学以外,还应邀在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中美知名学府讲学。自从2000年担任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以来,在他的带领和各方面支持下,东亚馆业务上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他说,图书馆员不仅应是文献信息的管理者和教育者,而且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特别要成为跨文明交流的使者,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利国际人文交流和理解。

  记者:据悉,贵馆最初的馆藏是由汉学家Charles Sidney Gardner捐赠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请介绍一下贵馆的发展历程以及馆藏规模和馆藏特色。

  王立: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始于1961年,是在“贾德纳藏书”文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贾德纳先生(C. S. Gardner, 1900-1960)是著名哈佛汉学家、目录学家,1949年曾任AAS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他热爱中国典籍文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访华,搜集采购到很多中文古籍。晚年将三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了布朗大学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中文图书。上世纪80年代又陆续添入日文和韩文馆藏,成为东亚图书馆。

  几十年来,历任东亚馆主管的蒋以明先生、龚文凯先生、林李美云女士等,都为馆藏建设和管理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进入21世纪以来,又得到跨越式的全面发展。我们克服资金短缺,人力严重不足等困难,使东亚馆馆藏资源不断增长,至今已有中、日、韩文图书近19万册,其中中文图书超过15万册,以文、史、哲、宗教、考古、艺术史、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献为侧重。西语的东亚研究资料也数以万计,还有大量期刊、地图、微缩、音像资料以及电子书、数据库等。特藏文献主要是在作家冰凌藏书捐赠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文库”,包括一百多位作家的上千册著作等。

  “贾德纳书房”位于约翰·洛克菲勒图书馆三层,三面墙环绕中式书柜,上镌中文书名,内藏有经史子集共77部5000多册明、清善本以及362部民国版《四部丛刊》古籍等。这座海外所仅见的传统中式书房,古香古色,典雅精致。布朗东亚馆已成为北美最具特色的中型图书馆之一。

  记者:贵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上的经费大概每年投入多少,采访渠道有哪些?

  王立:每年学术文献资源建设的经费不一。如2016-2017财政年度,我们东亚研究资源的总经费约18万美元,其中中文文献资源采购经费约9万美元,占近一半的比例,其他依次为日文、韩文及西文文献。除了每年的基本预算外,有时还能申请某些专项资金。在采访渠道方面,西文和其他学科相同, 以北美主流书商的“题类订单计划”(Approval Plan)为主,辅以各出版社的特色文献。中文从国内和美国的几家主要书商订书。目前我们的各语种文献比例似比较合适,也和北美东亚图书馆藏书的情况大体一致。

  记者:在汉学科研资料方面,中文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如何,有与中国高校的合作计划吗?

  王立:电子资源建设是从十多年前订购“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开始的,由于经费很有限,故发展不算迅速。至今有十几个主要的中文全文数据库,可以基本满足一般的信息需求。但对于某些“天价”的数据库,还是无从问津。除了经费问题,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从大量新兴电子资源中选好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有时参加一些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团购”,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与中国高校在这方面的直接合作,希望将来有机会协作。

  记者:请介绍一下北美高校东亚图书馆目前的馆员人数以及构成情况,对馆员有什么专业上的要求?有哪些馆员培训项目?

  王立:各馆通常根据馆藏规模和其他条件确定人员编制。按FTE(全时工作当量)的统计,2013年53个北美东亚馆人员共有441人。其中专业东亚图书馆馆员179人,包括中文馆员79人(占44%)、日文馆员52人、韩文馆员34人等。北美图书馆对专业图书馆员要求较高,一般除了要有图书馆专业的硕士学位和掌握相关东亚语言外,还常要求有相关学科的高级研究学位(硕士或博士)。在工作中,除了要求掌握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团队协作并出席国内及国际专业会议。近年来,还组织北美中文研究馆员参加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举办的专业交流。如我曾参加过的2014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和2015年北美图书馆中国影视讲习班等,都很有收获。

  记者:请谈一谈图书馆与高校教研活动之间的关系。

  王立:图书馆作为大学的心脏,和高校教研活动之间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刚刚结束的在太原举行的“2017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做了演讲“使命与愿景: 北美大学研究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战略”,初步概括出当前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一些新的理念和经验。首先,作为信息保障体系的高校图书馆,要尽力与所服务学校的教育使命和教研目标相一致。其次,图书馆要进一步重新自我定位,以学术伙伴的新角色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创新和研究过程。如布朗大学图书馆的使命陈述中称:“在自由、开放、探究的精神下,我们同师生员工以及来自全球学术研究社区的学者结为伙伴,促进和引领知识的创造、获取、保存及传播。”最后,要根据各馆自身条件和资源,有重点地确立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纲领。

  记者:在科研学术建设方面贵馆有无科研项目?

  王立:本馆研究项目主要是整理大量的馆藏古籍文献,还为历史系和美国研究系的数字人文学术项目提供研究咨询和文献翻译等。在学术研究方面,近两年我有幸发现了先父王佐良教授所撰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及其他抗战英文宣传册等珍贵文献。还有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早期著作,包括在布朗特藏图书馆中的英文旧作等。我对此进行了初步整理,并撰写了文章,在中美进行演讲,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我还参加了2016年出版的《王佐良全集》的专家委员会,并出席了清华、北外等举办的纪念先父的各种学术活动。此外,我们还协助联系和接待了由彭龙校长率领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访美代表团。

  记者:您觉得目前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的发展有无面临的普遍问题?

  王立:由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冲击学术资源的生产和市场,东亚图书馆馆员必须在急剧变化的新趋势下,不断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和服务方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北美图书馆经费、馆舍空间和人力资源的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之而来的东亚图书馆面临的经费削减、馆舍合并和人员裁撤等都成为不能不面对的挑战。另外,身处全球信息化时代,图书馆员的职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管理和创新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今后与国内的合作交流上有没有一些计划?

  王立:在图书馆业务方面,我们将和国内合作伙伴继续进行外包采购和编目。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将推进“海外中文古籍总目” 中布朗大学的项目。在学术活动方面,手头有好几个项目待完成。如前不久刚刚参加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修订会议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合作项目,都将根据时间和条件来统筹安排。

  记者:近年的BIBF书展,您有参加吗?感受如何?

  王立:我最初只是参观过2009年的BIBF书展,了解得不多。去年的书展应主办方中国出版集团及中图公司邀请,参加的活动比较多,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BIBF开幕式暨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海外图书馆界与中国出版界高端论坛”等,还在“精选中国图书馆配区”为图书馆选购了一批新版图书。我感到BIBF书展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举措,BIBF是展现中国出版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回美后我把这次参会的盛况结合其他观感,用大量图片和视频在布朗大学图书馆作了报告《出版中国2016》,受到欢迎。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个人从业经验和从业心得。

  王立:自从2000年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以来,在各方面支持下,东亚馆业务上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我们克服人力和经费短缺等困难,使馆藏几乎翻了一番,并增加了大量期刊、音像和电子资源等。还获得了大量外来拨款以改进采购和编目工作。特别是努力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着重加强了资源建设和研究参考服务,深受读者好评。个人也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

  近年来,我还致力于中文出版软实力的研究。2015年8月和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共同组织了在布朗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中国出版软实力国际研习班暨论坛”。来自中、美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及出版界的二十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

  我认为图书馆员不仅应是文献信息的管理者和教育者,而且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特别要成为跨文明交流的使者,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利国际人文交流和理解。我们在布朗大学举办过几次馆藏展览以宣传中华文化,如“穿越世纪的文化精华——东亚图书馆藏展”(2003)、“东亚图书艺术展”(2010)和 “来自神州大地的文化艺术——布朗大学中文馆藏特展”(2012)等,都很受欢迎。近年来,我还在图书馆做过一系列演讲,报告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主题分别为:“全球思维——中国之旅”(2009)、“移动中国”(2011)、“寻古乘今——2014中国之旅”、“视觉中国2015”,以及“出版中国2016”。

  来源:图书馆报